在学校的时候，开始还没有文革，老师的工作积极性都挺高，我在的小学很正规，开始开全校红领巾大队会，我是旗手。一边一个女生是护旗，老牛啦！可不知为什么，我被拿下了。后来不知道褚老师什么时候结的婚，反正回家生小孩了，我们换了个男班主任，姓苏！他是父亲的朋友，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交的这个朋友，上课老是看着我，他是教音乐的，他弹扬琴，我一不留神，他就在我头上用琴槌敲我。有一年十月一国庆节，早上要去八区体育场摆字型，主席台在开大会，我们在看台，每个学校编一个字，组成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，毛主席万岁”。为了赶时间，我就跑到下水道上厕所，跑急了，结果把右臂的小臂摔断了，回来后上医院绑上了石膏，右手不能写字了，这时苏老师对我特有耐心，我左手写的字，他不认识，就来问我，我告诉他答案，他就给我判对号，其实我左手能写好，特意和他捣乱，谁让他老敲我的头！
1969年母亲工作调转，上班的地方离家太远，父亲就到房产互换地，将原来的15.7m2平房，换到了与离父母上班都近的，俗称圈里的15.8m2的二楼的房子里。新家在2楼，可能是怕潮的缘故，全家对楼上都很喜欢！那年搬家我12岁，是我和父亲每人拉一辆手推车搬的家，路途有7站公交车那么远！
圈里是由四个直角的拐角楼组成，分东西南北门，我们新家在圈里的西北角，有6个单元组成一个大院，穿过单元门走到楼后。与单元门相通的平房内，住着十几户，加上楼里的，一共三十余户，6个单元近200户人家。这个地方人员复杂，流氓地痞，小商小贩，五花八门都有。
父亲一方面为了母亲上班近，另一方面担心平房的潮湿，给家人带来风湿病，才换的这个房子。可没想到周围的环境这么复杂，对我们要求更加严格，不许在外打架，力坏孩子远点。可是你不热他他惹你呀！自己还能忍，弟弟妹妹受欺负我就忍不了啦，一次一个比我大3、4岁的小子欺负妹妹，我拎起家里厚雪花铁皮水舀子，就冲了出去，撵的那小子满大院炮，那小子一看我拼命拉，就不住的叫停，并告饶说以后不再欺负我妹妹啦。在新搬的大院里头三脚踢开了，以后就没人敢欺负我们啦。
圈里的房子，是宽约3.5m 长约4.5m ,在进门处，我们用木板搭出一个厨房，约1.2x1.2m大小，厨房上面及屋里的一侧，搭了吊铺，吊铺下是双人床，这就是一家五口睡觉的地方。屋子是西厢房，一下午的太阳。进门的对面墙上，挂着毛主席像，下面是八仙桌，用来吃饭，两边对面放着立柜和碗柜，碗柜下面放粮食，挨着碗柜是缝纫机。挨着立柜是写字台；写字台连着床。
我在新调转的南新小学念了不到一学期，班里的同学还没来得及认全，就赶上文革期间的备战，那时人心惶惶，都担心苏联打过来，怕空袭，家家户户都将玻璃沾上纸条，晚上挂上外黑里红的双色窗帘，时不时的拉响防空警报，每个院里都挖有猫眼洞，其实什么用也不顶。
父亲为了我们安全，将我们三个全都送到姥姥家。那时叫备战。我和妹妹都在那里上学，由于两省的教学进度不一样，我不得已蹲了一级。
姥姥家这回热闹啦！大舅有三个孩子：我的两个表妹，一个表弟。六个孩子按大小排列为：我、妹妹、大表妹雅如、弟弟、二表妹雅娟、表弟殿龙。放学回来，就见屋里屋外都是孩子，父亲走时警告我，带好弟弟妹妹，否则为我是问！
当时我不到13岁，再说都是孩子，没有勺子不碰锅沿的，好在都是鸡毛蒜皮的事，那年父亲帮大舅搞到一张永久牌自行车的票。当新车拿回来时大家都兴高采烈的，我就托着表弟逗他高兴，可没想到，他太小，两条腿没有多大劲，坐在后座上腿抬不动了，往下一撂，就把脚丫加到车条里，把脚挤破啦。正赶上大舅妈回几天娘家。大家都把这事忘啦，可大舅妈一回来，表弟就把脚给她看，那时他才20几个月。姥姥说：你们看看，这才多大？就会告状啦，你们以后做事要小心，别把弟弟带坏啦。
那时到了冬天我就到雪地下夹子，打麻雀。说来奇怪，同样都下夹子，唯独我的容易打到，姥姥说我这人杀生。后来应验了这句话，在实验室里，杀死的兔子、小白鼠、大白鼠、鸡、猫、狗、荷兰猪不计其数。自从养小宠物以后，再也不杀生了，我从他们的眼睛里，能看到痛苦、失望、哀求和悲哀。
平时我们没什么零食，就烧土豆、用铁罐头盒爆米花、在火盆里烧粉条、烤粘豆包、啃冻的粘豆包、去生产队谁家做豆腐，去卷豆皮。由于一小在那长大，大家对我很好。生产队的一匹马累死啦，二舅特意找我去吃马肉馅饺子，一方面马肉不容易煮熟，再者加上菜包饺子，吃的人会多些，不过除了我和村里一些男性长辈，别人是吃不到的。
一回在生产队听说书，听睡着了，做豆腐的柴有些湿，结果我被烟呛了，头晕呕吐，被大舅从生产队背了回来。幸好没事，要是一氧化碳中毒，闹个大脑痴呆，就坏菜啦
